• 虛擬自由主義之後的自由主義

    葉蔭聰︰虛擬自由主義之後的自由主義

    虛擬自由主義是我的同事羅永生教授發明的概念,指的是甚麼?今天很容易理解,人大常委的普選框架就是虛擬自由主義的極致──表面上一人一票,很自由民主的味道,可是看真的一點,就是先篩選再給我們投票,不民主,是北京及特權階級操控的。

    虛擬自由主義是由八十年代初開始的,在維持現狀的主調內,似有民主,但其實沒有。中英兩岸談判時,談及維持現狀。但有大家聽來是「搵笨」的,現狀是沒可能的。可是,這樣不可能的說法,卻主導了過去香港政治的想像。誰也知道,不可能維持現狀,於是換了講法,要「循序漸進」,或者是要維持既有利益集體的「均衡參與」。這種想像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用想像未來有更好社會,不會去想現在有甚麼問題,要怎樣去改變。

    虛擬自由主義的出現,是過渡期的產物。談少些歷史,八十年代初,很多人不想回歸,想維持現狀,很怕共產黨的。基於兩國的政治談判,香港人無法參與其中改變,還是要回歸。有一小撮人,叫民主回歸派。今天,我們都誤解了他們。民主回歸派,並不是支持香港成為中國一部份那樣簡單。其實,對當時的人們來說,最為重要的,是不想維持現狀。我們今天以為他們是出賣香港,但他們不是。民主回歸派的對手是想維持八十年代初「現狀」的人。八十年代初的現狀是怎樣的呢?八十年代初有許多現在有的,當時沒有的。1982年,香港一個立法會直選議席也沒有,連功能組別也是1985年才有的。今日香港有人權法,1982年時沒有,還有許多,例如社會福利制度,今天要比1982年的好。民主回歸派,就是想對1982年時的香港現狀進行民主改革、社會改革。民主回歸派之一是曾澍基先生,他在七十年代的學運革命份子,支持非中共式的社會主義,認為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相當不民主,不平等。還有羅永生先生,當時是大學生,支持民主回歸,要脫離殖民不民主、大資本家主導的狀況。
    可是,中英談判的結果,還是要討好想維持現狀的人。舉例說,李柱銘是既得利益,1982年時,他還是維持現狀派,想說服北京「主權換治權」;到了1983-84年,他改為支持回歸。鍾士元,一位後來很得北京信任的港英時代精英,是維持現狀派。因此,八十年代開始的虛擬自由主義,就是要扼殺了1980年代初以至之前的各種激進或進步的社會想像空間。

    自由民主的社會想像是甚麼呢?政治哲學家Charles Tayor,他有一本書,名為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簡單來說,自由民主的社會想像,就是西方起源的現代社會的社會想像,有四個原則:
    一,相信獨立的個人與個人之間是可互利互惠的。走埋一齊是有好處,構成秩序。當然,前設是「獨立」的個體。
    二、互利是促進個人和群體的生命。
    三、所謂生命,涉及個人的自由和權利。
    四、這權利和自由是平等分配的。

    看似簡單,自由民主就是這樣,但西方社會經千年才大概接受民主社會這四個社想像的原則。現代人理解自己和社會時,會按這四個原則處理,不過,遠遠不是完美實踐的。以香港為例,我們看到經常有所違背。例如,教聯會會長黃均瑜先生,他反對學生罷課,不過,理由不並不是他不同意罷課訴求,而是認為中學生不夠成熟,不適合作出政治決定。這說法,違反了第一點,認為中學生先天性不是獨立的個體。換另一個例子,反佔中、保普選的遊行,收錢遊行。為何不對?我每天收錢回學校教書是對,為甚麼收錢遊行不對?因為,收錢做事,或公司老闆動員,就不是獨立的個體,所形成的秩序是有問題的。另一個例,有些說法認為,對中國及中國人來說,最重要是經濟發展,不要政治爭拗,經濟發展的物質利益高於一切,高於個人自由和權利,跟第二、三是違反的。另一例子,香港過去特首由小圈子選出。即使我們假設沒有北京操控,小圈子選委會裡的人也有比我們平民百姓大得多的投票權,而且是有與無的分別,是無限大的。而按人大常委的普選框架,提名委員會更有否決大部份候選人的權利(因為只能有2-3名),他們的權利當然比普通市民大得多。

    另外,還有一些不太政治的例子,近年香港人恐懼共產黨,但有否想過,香港所有人是否覺得共產黨最可怕?若問小孩子,他們可能覺得父母比共產黨更可怕,他們對小孩的管教或管治更可怕,更「全面」的。李飛是共產黨代表,但他即使要全面管治我們,也不像某些父母,不會與我們住在一起;共產黨說,香港靠大陸,這也是抽象的,但很多小孩及青少年,要吃要住要穿,的確靠父母。很多參加爭取民主的遊行的成年人,回到家中可能是怪獸家長。

    Charles Taylor認為,這種社會想像不是必然的事,歷史是偶然的。同時,雖然在實踐上,並不理想,但卻是無法逃避社會的想法。很多人認為,中國是專權國家,但回應別人指責時,也盡量顯得不違反這四點。最近,一位新疆維吾爾族知識份子伊力哈木,被控顛覆國家,被判無期徒期,外國記者質問外交部發言人,她不會說是壓抑個人自由是對,她反而是說,中國是有司法獨立,她嘗試說服別人,中國沒有違反個人權利自由民,有合理的制度,有公平的審訊。專制的國家辯解時,也要用這四個原則。在實踐上可能完全相反或不理想,但現代社會就是邁向這四個原則。

    其實,許多人包括當權者,在實踐上是不太喜歡這四個原則的。這四個原則為何有這麼好,你怎樣去說服怪戰家長不用專權模式管理子女?社會要邁向民主自由,為甚麼是美好的?你怎樣說服別人?我把這問題交給大家去想。我再舉一個小小的反例,我教大學時經常要求同學做小組專題研習(group project),很多同學不喜歡做,因為,他們根本不相信個體之間能互利,他抗拒合作的激烈程度,好像覺得小組專題研習會違反他們生存狀態似的。

    對建制派動員群眾,沒有民主自由,社區生活看似也很好。我們經常說這些人被「蛇齋餅糉」所收買,我以為,並不是他們特別貪着數,而是他們認美好的生活與那四個原則並沒有太大關係。例如,婆婆需要別人關心,那四個原則真的帶來關心?這四個原則如何在實踐層面讓人信服,是很重要的問題。香港社會不單是在政治制度上處於十字路口,在發揚自由民主想像,也在十字路口。

    發問時間︰
    男︰做group project,一加一大過二,但不喜歡做。
    葉︰公開講會做,但實踐不做。生活實踐上是好,是最困難的。
    男(續)︰不是意見不合,而是我不接受他的意見好過我,要面對自己的問題,對大家都有利。
    女︰我的家庭是天主教的,我也曾是虔誠教徒。教會宣傳大愛,但總是有條件的。如談及性傾向歧視立法,他們便很抗拒。
    男︰口頭認同,但四個原則受現實限制,帶不到最需要的效果。在這情況,說服不到人用,但這四個原則會否只是離地…
    陳景輝︰扣題一下。民主很虛擬…共同生活,需要有技術的。如建立愛情。缺乏四原則很實踐的技術,很缺乏。虛擬如談通識,但不准戴黃絲帶。最缺乏「技術」是甚麼?例說佔中,非暴力原則,不准用大聲公、標語,但缺乏攪大型集會的技術。
    葉︰回應「離地」。不覺得是「離地」,反而在現實的制度裡,我們經常參照這個原則。人大常委,扼殺香港普選,為何不做真專制,而要推「假」普選?也因為這四個原則,這很真實的。你質問怪戰家長,你跟共產黨管治人民有甚麼不同?他要辯護。這些原則在生活存在,當然,這四個原則,跟所有原則一樣,不能「當飯食」,人不是機械人,生活不是被原則規定了。但是,那四個原則的確是很現實的。回應陳景輝,關於「技術」問題,我覺得不止是「技術」的問題,而是在整個社會裡慢慢演變。Charles Taylor認為,相比中世紀,現在的社會想像更貼近這四個原則。社會不是真空,不是由我們用一套技術去塑造的,某些原則被否定,是因為統治集團,某些原則被更多地實踐出來,是因為社會運動、革命等等改變而帶來的。
    男︰沒具體行動去實踐。一開始,突破社會想像的框架,試佔中,試罷課,是否達到社會想像。
    葉︰社會行動是最理想體現這四個原則的。但很短暫,令人感受強烈,突然某一刻讓人感受民主生活的好。可是,平日生活是很不民主的,老闆話事,控制了你八小時,十二小時,很層級化。但離開了公司,參與了遊行,你可能在街上體驗民主。但要實現剛才說的四個原則,不只是靠社會行動。舉例,我們身處的地方,相對之前的政總有許多不同,這裡有一個Amphithretre,這種劇場與雅典民主有關,當時是少數人貴族的民主的想像。現在政總的建築設計師,肯定不只是聽北京的專制者,或香港政府官員吩咐,設這個地方。他肯定有想過,如何創造一些空間,讓公民試驗公共生活的美好。因此,就算是專業,在體制裡,但仍能製造這種可能性,並不只是社會行動的專利。
    男︰如group project,有人敢犧牲,稍為敢妥協,改變合作者的意見,能打破虛擬自由主義?
    葉︰我其實不懂得回答,若我懂,我便會是個很棒的教師。要打破虛擬自由主義,你要在實踐上說服別人,民主自由的社會有多好。不要假設它必然是好。香港虛擬自由主義產生了許多不預期的後果,其中之一是扼殺了對民主社會的想像。八十年代初有很多社會想像,有革命性的想像,如曾澍基、黎則奮及羅永生等都想進行社會改革。我們要告訴自己及別,我們爭取的是好的。
    香港過去經常只能用反面來證明自己爭取的是好的,如反對共產黨,好像你只要是反專制,便一定是好的,我們很少去問:民主自由有甚麼好?怎說服別人這是美好的事。回到group project,無技術上的建議,我只想分享我自己的好的經驗。我讀大學時曾跟蔡耀昌合作做group project,他當時好像是學聯秘書長,很忙,沒多少時間理我,可是,我們還是做了一個很不錯的專題研習,我現在想起來也覺得很神奇。跟不同想法的人合作,有成果是美好的事,明白及實踐這道理,對推動民主很重要的。

  • 如何在後主場新聞時代使(網絡)媒體更能推動(參與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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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在後主場新聞時代使(網絡)媒體更能推動(參與式)民主
    梁旭明

    大家好,我是梁旭明,今日天氣正好有些烏雲,跟我們的政治氣氛很相似,但也有些陽光。

    今日我要說的題目是,在後主場新聞,網上媒體如何可以服務民主。今年香港新聞自由進入嚴峻的階段,年頭有明報總編遇襲,李慧玲被封Mic,到了6月份,主場新聞突然宣告自殺。香港的新聞自由從未去過這麼嚴峻,這麼寒冬的階段。事實上,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全球的媒體都經歷同樣的情況——為了吸引眼球,媒體出現很多八卦新聞。媒體的集團化亦令媒體向大財團招手,向政府靠攏。有一個學者也說過,隨著媒體逐漸市場導向,媒體慢慢失去第四權的功效。根據Freedon Index(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由2009年的自由去到2012的部分自由,2013年去到更加低的位置。

    有人或會認為,今日已進入互聯網時代,仿佛我們有一個美麗的景象,我們的資訊會更自由,達到更加民主。但根據Fraser的說法,今日的社交媒體已進入資訊資本主義,所有的東西都集中在社交媒體。所有的社交、娛樂活動、資訊都成為資本主義家的伎倆。廣告商會根據Like的數量,在那裡投放廣告,facebook成為最大的資訊marketing。

    然而,如何在互聯網時代,我們的媒體真能服務於社會?

    今日互聯網時代雖然有公民媒體,但也有很多問題。我們聽公民這個字,citizen,聽起來好像很powerful。的確公民不是普通的民眾,而是強調公共性,有公民責任,有公德,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就是因為公民推翻帝制,建立新的共和國,成為建設民主的力量。Citizen journalism強調如何突破傳統新聞語境的限制,如何去挑戰建制。公民記者雖然非專業,但不代表他們的資訊不專業,公民記者可以挖掘人民所需要的訊息,民主所需要的資訊,令到人民可以掌握足夠的資訊去了解社會,產生有意義的討論,以建設我們所要的社會。Habermas一直說參與式民主,他強調的不是由上而下,而應該由下而上,每一個社會的公民都可以建設我們的社會,通過討論、商討,達到政策的制定。在他那時候的脈絡,人們在咖啡廳很平等地、民主地討論議題。

    大家都應該聽過獨立媒體,事實上這在外國的發展是有一段歷史的。韓國在2000年代就有Oh my news,找一群公民做記者,報導一些事,揭示社會的黑暗,其他的地方都參照了這種做法。比如馬來西亞的「當今大馬」,他們都脫離傳統新聞的專業,是一種游擊媒體。在資訊越來越被政府、商業團體操縱的情況下,香港的獨立媒體發揮很大作用。2009年菜園村事件,獨立媒體就是去到現場去監視政府如何粗暴地砍伐樹木,如何逼遷,他們拍照,做即時報導。香港獨煤跟香港社會息息相關,但是獨立媒體本身就有很多限制,根據獨煤的人說,他們的網站很少人上,要靠Facebook推自己的文章,這反映了一個問題,我們有時以為自己無遠弗屆,就像我們以為自己住在地球村,但其實自己只是在小屋上,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小屋的存在,所以影響力未必大。

    另一個限制當然是金錢的限制,雖然獨立媒體創辦的成本低,在傳統媒體逐漸企業化、商業化、建制化的時候,他們堅持不用商業資本,堅持獨立營運,但這個世界總是需要錢的,他們現在僅僅依賴捐款,或者申請外國機構的funding,所以財政很不穩定。另一個方面當然也是人手的不穩定,很多參與媒體的人都是社運認識,他們往往走出去搞社會運動,而忽略媒體的運作。同時,這也會犧牲了媒體的獨立性和中立性。

    面對這些困難,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呢?

    財政方面,在台灣現在推行提案式的新聞,就是每個公民想到議題(稿題),就寫一個proposal給獨立媒體,獨立媒體會幫你宣傳,如果有人賞識你的稿題,就會有人直接捐錢給你,甚至加入你的行列,這是一個可能性。

    但是如何才能找到稿題呢,如何才能找到公民需要的稿題呢?這很靠每一個人、每一個獨立團體在不同的社區扎根。比如影行者,他就很關注市區重建,他們會做很多investigating 新聞,去揭示問題,反映社會的公義。他們可以做很多主流媒體忽略的稿題,他們可以發揮社群建立的作用。現在不同的社區,比如、土瓜灣、八鄉都有做社區報,發揮監察社區施政的作用。我們可以透過互聯網、社區報重建社區的精神。

    每一個人都是記者,可以建設民主的資訊。每一個人都是人類學家,可以訪問弱勢社群,令到他們可以發聲。每個人都可以通過互聯網建立平台,提供更多元的資訊,讓不同的人發生,去充權、平權。就像現在,我們可以每一拍一張照片,每個人都成為記者,擺在Facebook,建設我們自己的主場。

  • 政改的反叛者: 從亞林斯基的公民組織及社會行動談起

    梁志遠
    「政改的反叛者: 從亞林斯基的公民組織及社會行動談起」

    組織: London Citizens, Industrial Area Foundation,工業區基金會, 香港公民 (HK Citizens)
    公民組織聯盟(Board-based Organizing)

    亞倫斯(Saul Alinsky) (1909-1972)
    →抗爭=打仗,抗爭和打仗一樣是要有策略
    →社區行動組組織者 (在30年代中並不是很流行)
    公會的組職都是精英主義和男人主導,一舨人(即一些基層人士)難以進入
    平民對手不單止是商家資本家,還有政府
    他所提出的組職是由同一個組職的自我利益而組成而令人關注權力的問題
    他是身體力行去推動的
    在三十年代, 組織了Industrial Area Foundation和Back of the Yards Council(人民組職/議會), 在芝加哥貧民區開展他的社區組職手法
    他的組職手法是直接走到社區中,和居民溝通和討論
    會和一些不是太政治的組職eg教會,學校
    由人民組職開始慢慢組職成people council,以人民議會再動員當地區民
    關注貧窮問題,工人, 房屋 ……與民生有關的工作
    之後更把其工作伸延至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在當地成立people council
    當時是一個黑人不平等的社會
    行動eg
    買高級演唱會門票,在入去之前吃很多的番薯
    一系列的行動令很多政策作出改變
    兩本書:
    反叛者的對抗
    作者認為這本書喚醒美國新一代的反叛者
    美國是由反叛者建立的國家,每個美國市民都有反叛的特質。
    作者反問為什麼美國在50,60年代已經是民主國家,但當時的美國社會仍然有很多不不等的事,政府的權力過大,所以他重掀美國人的反叛性質

    反叛者是忠於自己信念的人。
    信念是指這個社會基本的價值(EG平等,公義,關心)

    第二本書: Rule for Radica
    70年代出現發生了一埸激烈的運動(反越戰)
    反生很多激烈行動(身體衝突的行動,打鬥,暴力鎮壓)
    有很多參與這埸運動的學生希望把當時的政權一次打碎,他飢深信激烈的抗爭行動可以改變社會
    其中一個學生被警察打到頭破血流,去問亞倫斯打底如何才時真正的反叛者和如何令到社會改變?
    亞倫斯答:每一代的反叛者,他們的理想都是沒有分別的。但最大的分別是,如何實踐你的理想。
    反叛者反對共產主義,社工,工會,因為他們脫離了群眾
    真正的反叛者是走進群眾,關心一些他們關心的事
    民眾參與的民主
    民主,四年一次的投票,好像就結束了
    但是大部份人沒有行使他們政治參與的權利
    必需要建立真正的人民組職
    而這些組職不能排除政治性
    應該要有政治抗爭的準備
    對手:政府,大財團=have
    小市民=have not
    Have 與have not的人有很大鴻溝,他們不明白have not的人所面對的問題
    Have not的人要向have的人爭取回他們應有的權力

    受訓練的組職者是負責引導和啟發
    好的組職者是以群眾所關心的作為一個起點
    由的組職者連結不同的公民組職,去組職一個大的公民組職平台→闊面組職
    多元→大家互相尊重 可以有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佛教徒,回突徒,學生,工人,婦女,興趣小組,家長教師協會
    以社區為基礎
    這不是革命而是由下以上
    令他們明白政治和他們的關係
    組職一些人加以訓練(eg大叔等等)
    不是把所有責任放在組職者身上,而是在組職入面人人都有責任
    組職是要不斷行動才會產生力量

    社會行動與道德
    一個人對於目的與手段的倫理關切的程度與他個人在問題上的利益大少成反比
    Eg 我們會覺殺人是不對,但在打仗時殺人卻是對的。
    當那個行動是與你有關時,你會覺得行動是對的
    當那個行動人們是覺得與他們無關即,即使是叫口號 ,他們都會覺得很激進
    7. 成功失敗是決定倫理的重大因素
    →因此行動是要考慮成敗

    社會行動與策略
    1. 問題不在於你有多少力量, 而是在於讓敵人認為你有多少力量
    Eg如果連罷課也做,之後會做甚麼
    2. 絕對不要逾越群眾的經驗
    3. 大家經驗之內
    90年代在一條村內仍然用痰罐上廁所,他們用另類抗爭手法抗爭,以痰罐裝著糞便到房委會外抗議,最終房委會願意跟他們對話